你是否曾好奇，为何在明代中叶，苏州会成为文人墨客的汇聚之地？苏州文人的诗文书画，为何能流传千古，影响至今？吴越文化的各自特点是什么？近日，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陈宝良教授受邀回到家乡绍兴，走进绍兴文理学院风则江大讲堂，与广大听众一起穿越时空，回到明代中叶那个充满诗意与才情的时代，探寻苏州文人群体的艺术成就与精神世界，揭开其地域文化圈背后的神秘面纱。
　　繁盛到再度繁盛，苏州文化的变迁
　　苏州的社会、文化发展并非一帆风顺，而是经历了“繁盛、衰落、再度繁盛”的曲折过程。
　　从元代开始，以苏州为中心，形成了一个相当繁盛的地域文化圈。元朝末年，和朱元璋同时起兵的张士诚占据了苏州，张士诚招揽了很多文人学者，所以苏州人对他印象特别好，“颇以仁厚而被人所称”。
　　朱元璋建立大明王朝之后，有一次他微服私访，与老妇对话，发现苏州老百姓对张士诚“思之不忘”。而且以苏州为代表的江南文人士大夫们，并不完全持与新朝合作的态度，包括绍兴的杨维桢。这导致朱元璋对苏州文人始终保持一种戒备之心，并且刻意地进行一些政治打压。
　　朱元璋打击苏州士大夫的措施，一是抄没苏州的富裕人家，导致“一时富家略尽”；二是加重苏州府田土的赋税，以相近的区域比较为例，苏州府的赋税比嘉兴、湖州两府高出“什之六”。
　　经过一段时间的衰落后，到了明代中叶，苏州经济再度繁荣。当时，苏州的文化、经济、园林、工艺等多个方面都得到了高度发展，比如苏州园林建造精美，独树一帜；苏州的缂丝（刻丝）技艺在当时非常出名，皇帝的龙袍都采用缂丝技艺，该技艺如今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；还有漆器，价值连城。
　　苏州文化也随着经济发展再次繁盛，王世贞在《艺苑卮言》写道，“吴中一时之秀，海内寡俦”。自明成化以后，苏州文人异军突起，已经形成一个别具风格的地域文化圈，并且引领着明代的文化风尚。苏州文人群体的异军突起，促进了乡邦文献的编纂，像祝允明的《苏材小纂》、张昶的《吴中人物志》、阎秀卿著的《吴郡二科志》、文震孟著的《吴郡名贤纪》等，相继出炉。
　　明初时，文苑的领袖人物及其话语权掌握在刘基、宋濂、方孝孺、王祎等这些浙江文人的手中。但到了明代中期，由于李梦阳、何景明、孙一元、卢柟等人的崛起，文苑的话语权开始有所转向。到成化、弘治年间，苏州人文风尚趋于兴盛，江南文苑的话语权转而由浙江转向苏州。文坛地位的确立，固然凭借的是个人的文学才能与声望，但有时又不得不受制于政治权力的声威。
　　自明初以来，在争夺文苑话语权的过程中，苏州文人并未将矛头对准高踞庙堂的刘基、宋濂之类的浙东文人，而仅仅是将矛头针对与苏州文人多有渊源关系且又在野的杨维祯。这种争论的目的，固然是为了争夺文化权力，但争夺的方式不得不避重就轻。到了明代中叶，苏州一地文风越来越兴盛，吴中文章也随之崛起。王锜在《寓圃杂记》中写道，“吾苏学宫，制度宏壮，为天下第一。人才辈出，岁夺魁首。近来尤尚古文，非他郡可及。”吴中文章的崛起，显然得益于两个条件：一是地方官的倡导与鼓励，由此形成一个良好的文学氛围；二是祝允明的创始。祝允明在为生员时，就专攻古文词，深湛棘奥，吴中文体也随之一变。
　　风流狂简，苏州文人的特征
　　明代中叶，苏州地域文化的特征极其明显。以文学为例，既不认同于明初的台阁体文学，又不完全与李梦阳、何景明所倡导的复古派合辙，而是别具一种六朝文学的风致。
　　诗书翰墨，江左风流。明代中叶苏州文人在文学、书法、绘画诸方面的成就，无不是“江左风流”的典型表征。唐寅、祝允明、文徵明、徐祯卿四人，号称“吴中四才子”。所谓的“才子”，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一种“风流”的倾向。如唐寅，为人放浪不羁，志节甚奇，沾沾自喜。他曾镌刻了一方图书，印文为“江南第一风流才子”。
　　博雅好古，风俗靡丽。自元末至明初，博雅好古之儒，都集中于“中吴”，如南园俞氏、笠泽虞氏、庐山陈氏，书籍金石之富，甲于海内。景泰、天顺以后，“俊民秀才，汲古多藏”，继杜东原、邢量之后，则有朱存理、朱凯，都是博雅好古的典范。博雅好古之极，转而流变为风俗靡丽。所谓的“吴俗靡丽”，实则包含着“喜任智能，以獧黠牟大利”的意思。如苏州人聪慧好古，十分擅长仿照古法制作器物，诸如书画之临摹，鼎彝之冶淬，让人真假难辨。
　　任情肆志，人格狂简。明代中叶，苏州文人的人格，兼具才子、狂士两种形态。所谓“才子”，大抵是指士人“多轻佻，喜自炫”，从而不同于“慥慥君子”。如桑悦，先是自称“江南才子”，后又自称“天下才子”。所谓“狂士”，则指士人具有绝异之姿、卓荦之行，行事喜欢“任情孟浪”，高则为侠成名，下则滑稽自表，可以归于“跅弛”一路。他们虽不能做到曲礼羁恭，并非孔子所称的“中行”，但同样可以归属孔子所称的“狂狷”，与“守尺寸之义，射声利于时”之流，不可同日而语。
　　苏州文人的狂简人格，大抵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：
　　应对便利，甚至敢为大言。如杨循吉、祝允明都有文才，受到当时人的称誉，以“杨祝”并称。一天，杨循吉戏谑祝允明道：“谓卿之文，循吉所不如，何乃‘杨祝’称？”祝允明听罢，道：“马固去驴远甚，然未闻人曰‘马驴’也。”还有桑悦，“性疏狂，好为大言”。在会试三场策问中，他甚至敢写下这样的话语：“尧以是传之舜，舜以是传之禹，禹以是传之汤，汤以是传之文、武、周公，文、武、周公以是传之孔子，孔子传之于我。”
　　行为疏放，甚至不修行检。如祝允明，或称其为人“好酒色六博，不修行检”。有一则故事众所周知，就是唐寅、祝允明、张灵，在大雪中，三人打扮成乞儿，唱着莲花落，“得钱沽酒，痛饮野寺中”。
　　软美与硬气，吴越文化的比较
　　明代中叶的苏州，“才子”辈出。在知识技能上，他们大多以诗文、书画见长。在人格上，他们大多具有“狂简”的特点，是“江左风流”的一种遗韵。随之而来的，是文化权力的掌控者开始易位，即由浙江文人转变为苏州文人。明朝中叶，苏州文人崛起，天才成群涌现。那么，为何会出现这种现象？
　　苏州属于江南范围，苏州文人多偏重文艺，而不喜欢讲学，甚至缺少谈兵的军事人才。明朝成化、弘治年间，苏州的士大夫讲学的少，但并不是没有，如钱贵就喜欢讲学。苏州军事人才明朝很有名的是韩雍，平定了少数民族的叛乱。苏州一地，有很多诗书翰墨之士，或文章华国，或才艺绝伦，导致苏州读书人性格往往有“软美”的特征。不像绍兴人，比较“硬”。
　　地域之间的比赛、朝代间的比较十分正常，但是要切记不能有地域歧视，要有正常的心态，多看看自己的不足。苏州、绍兴两府，明、清两代科举都相当兴盛。明代所中进士绍兴府977名，苏州府970名；清代所中进士则分别为505名和785名。以明清两代合计，绍兴府共中进士1482名，苏州府共中进士1755名，绍兴府略低于苏州府。可见，就科举人才而论，绍兴府同样可以与苏州府相提并论。
　　苏州很有名的“苏意”与“苏样”，流行时尚都由苏州掌控。明末清初绍兴有名的文化人张岱，说写文章要“自出手眼”，不要受苏州人风气的“溷乱”。但事实颇让张岱感慨万千，浙人（包括绍兴人）老是向苏州人学习写文章，尤其是科举，极无主见，无论怎么赶却都“赶不着”。也就是说绍兴文人在保留独立性的同时，总也不免受到苏州时风的熏染，最后陷于“赶不着”的尴尬境地。这或许就是吴越文化的最大差异。
　　苏州文人最核心的特点是狂简的性格，狂放，外向，就像唐伯虎为秋香卖身为奴，虽然事情并不真实，但苏州文人确实经常做类似的事。苏州文化呈现“软美”之姿，柔是它的特征，比如苏州话都很柔，叫吴侬细语、吴侬软语。而绍兴话就比较硬。吴越的文风都很兴盛，但是相对而言，苏州更多的是文人习气，绍兴更多的是浙东学者习气。